[政治經濟學]103/12/09課程記錄

授課教授:黃書緯  老師

授課日期:103/12/09

參考資料:

周桂田,2008,〈從「全球化風險」到「全球在地化風險」之研究進路:對貝克理論的批判思考》,《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24期。

周桂田,2005,〈全球化下風險社會之政治實踐〉,《政治學及現代社會》,李炳南主編,頁125-172。

內容簡介:

本週課程討論「風險」。

談到風險,一般指涉發生的事件、損失、危機的機率,充滿不確定性,購過計算進行評估其發生機率,損害程度端視人類主觀認知與事件的客觀存在的落差而定。

未命名

論及風險,可以從第一現代與到第二現代談起。第一現代指涉工業化時期的「匱乏社會」,核心關懷在於階級,可見於馬克思、韋伯等著作。此時期關注財富分配邏輯,剩餘價值不平等但合法的分配,致使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另方面,大自然的可利用性受到重視,人的勞動力也從傳統社會中被強制釋放,工業社會將自然視為資源,將人視為勞動力。這種現象,仍體現於今日的第三世界國家。

第一現代的風險是可以藉由感官加以接觸並有著此時此地的特性,多見於職業風險,如工殤、環境污染等。因此,此時期強調免於貧困的團結,藉由無產階級團結來爭取剩餘價值的合理分配。

第二現代指涉的是「現代社會」,面對過去工業社會製造的環境汙染與財富積累,先進國家逐漸以工廠遷移或業務外包的方式,將風險外包給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如何讓現代化過程中被系統地製造出來的風險轉為無害,並侷限在合理邊界之中管理,成為最大課題。

於此時期,風險在技術經濟發展本身的後續問題與西方福利國家的出現中被凸顯出來。人們對於風險的感受能力已被剝奪,風險不如過去可以直接由身體感受,而需要透過論述、證明建立。系統風險不受時空所限制,因此,當人們無時無刻、無疆無界都在面臨未知/不明風險時,改為訴諸免於恐懼的團結。

從匱乏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今日只有西方先進國家完整經歷。假使這樣的過程是線性進行的,那麼不同國家就散在不同階段,但經常出現的是不同階段的國家也混雜了不同的問題,可見於全球化風險與全球在地化風險。

風險全球化,反映在環境與經濟等風險上,但各地對於風險感知不同且感受不一,難以聯合。無所不在的風險社會,對於風險有著不同定義,關注點也不同。相同的是,風險成了結構問題,有受害者但沒人負責。所有人都捲入了全球化風險之中,但國家卻退出了。

由此,可以歸納出五個核心問題。

對風險的定義、介紹與定位,佔據社會政治的樞紐定位。市民與專家對於風險的界定,後者的定義會較前者來得受重視。

未命名

現代化風險的迴力棒效應,雖然先進國家利用外包的方式迴避,外包風險仍會回歸,將階級結構炸開。即便是權勢階級,也面臨風險與不安全。以日本311為例,日本將核電廠設置於東北供電東京,但核災爆發,東京亦難避免汙染擴散造成的傷害。

現代化風險成為一筆大買賣,藉由金融交易解決問題,但這是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無以結算的需求。

在風險處境中,意識決定了存在,知識贏得新的政治意義。以六輕汙染為例,雖然六輕居民感知到汙染,卻需要透過學者研究來證明污染的存在。由此可知,風險是知識與權力的戰爭。

風險,使得過去那些不被認為是政治的,都將政治化,握有權力者決定了風險分配。如發電廠與核廢料處理場的設置地點、工業區的開發蒙受空氣汙染等。

由上可知,現代化風險的知識依賴導致以下問題的出現。

因為現代化風險的特定區域性與非特定普遍性,使得災害路徑難以掌握。而風險其中隱含的倫理,暗示人們早晚都需要接受,因此讓人選擇保持現狀。科學理性過去壟斷了知識的主導權,但在風險定義中科學理性逐漸被打破,可見於核能討論裡技術可支配性與核災潛在性兩者的討論。面對風險,行動者具有的反身性,把自己視為事實與問題的產品與生產者,並分析自身。在風險定義漸趨多樣化的今日,有越來越多風險出現並交織。然而,在風險的因果鍊與循環傷害裡,沒有原因、行動者和負責人,只有結構與受害者為人所知。風險的認定經常來自議題,有其即時性並引起大程度的注目。

在風險生產與認知的過程中,不被認知到的風險也會被忽略,風險或危險之所以受到注目,是因為依附於政治與文化土壤所致,清境農場的開發即為一例。對於潛在風險的示警,也會被說成是為了製造問題而吹毛求疵,或因缺乏研究、科學證據證實不被採信,非理性的情緒與感官認知亦然。此外,沒有風險就沒有發展的論述也為人所相信。台塑六輕開發,即為結合缺乏科學證據和貧窮恐懼下的一例開發。風險的評估可來自台塑內部資訊、研究設點推估和民眾生活感知,這反映了知識背後的不平等,當台塑隱蔽資料又質疑研究推估和民眾感知時,風險評估難以全面,直到大型災害引起社會關注時,風險已成為災難。

全球化風險結合生態風險(工業文明/高科技等)與新的社會不平等(風險承擔不平均),如資源匱乏者或下層階級,在風險分配過程中會受到更多傷害。全球化風險的政治實踐,在主權國家能力的削弱和官僚專家政治失能的情況下,官方逐漸向加害者靠攏,卻無法解決問題。因為風險責任的分散化,國家、協調機制和公民社會需要合作來面對風險。因此,風險經常是由下而上的政治,公民社會的覺醒,反映在次政治所暴露的、更大的不安感,透過聯合當地/跨國的人民來進行自力救濟。

當定義風險成為一場戰爭,如何形塑危險共同體,並集結起而抗爭就成為要事。但這個集結往往在企業的降價、提供福利、時間淡化等情況下輕易瓦解,社會的憤怒與突然的集結都難以持續。世界社會的烏托邦,必須找出隱藏的政治主體,如消費者,奪回風險的定義權,訴諸出於恐懼的團結,雖然是情緒性、缺乏科學證據的團結,卻是基於恐懼連帶的運作,如紀錄片、論述建立等方式。但這樣的運作方式,除了反對者以外,資方也以同樣的方式訴諸對風險的恐懼。

以風險的框架談論課程的主題──鮪魚,鮪魚養殖對日本而言解決了鮪魚日漸稀缺的問題,但對第三世界而言,卻有著海洋生態的破壞與漁業資源缺乏的風險。公地悲劇來自各地對鮪魚的定位有所不同,因此面對了不同的風險,也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難以聯合或共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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